这些曾被隐匿的婴儿，他们来过人间的证据——政府的出生登记，是和死亡证明一同办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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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| 佘济清
《看天下》杂志原创出品
韩国水原市，一个五口之家，父亲41岁，母亲35岁，三个小孩读小学。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韩国，算得上人丁兴旺。
2023年6月，政府人员和警察来到这户人家，从塞得满满当当的双开门冰箱深处，搜出了两个黑色塑料袋——里面包裹着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和第五个小孩，他们在出生当天被母亲杀死。
韩国政府对“幽灵婴儿”的调查，揭露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婴案。
“幽灵婴儿”指的是有医院出生记录，但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儿童。韩国监察部门在对保健福祉部进行例行检查时，从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等数据发现，2015年至2022年间，有2236名婴儿出生后未向政府报告。
经初步筛查，韩国政府发现23名婴儿中，有3人死亡，包括水原市的两个婴儿。对于少子化严重，总人口连续两年下降的韩国来说，“冰箱藏婴案”引起了舆论轰动，随后，保健福祉部对2000多名“幽灵婴儿”展开全面追查，越来越多的弃婴、杀婴事件浮出水面。
这些曾被隐匿的孩子，他们来过人间的证据——政府的出生登记，是和死亡证明一同办理的。
未见天日的孩子
黑色外套蒙头，灰色的布遮脸，水原杀婴案嫌疑人、身形瘦小的A女士被两名警员押送，从警察局前往检察厅。警局门口，记者将他们围住，“为什么要杀孩子？”“有什么想对死去的婴儿说吗？”A女士一言不发。
2018年11月，她在家中杀死了出生一天的女儿。第二年11月，A女士表现得更冷静，她从医院带回刚出生的儿子，在家附近杀死。政府人员上门追问孩子下落时，她谎称，小孩通过网络交给别人收养。
A女士不是孤例，随着调查逐渐深入，韩国各地都有弃婴、杀婴案曝光：
晋州，2017年1月，一名婴儿被杀死后埋葬在佛像旁。父母声称，犯罪者是小孩的祖母，现已去世。
光州，2018年，一名婴儿出生6天后被杀害，尸体被丢进公共垃圾箱。
京畿道警方表示，因为取证困难，追查婴儿死因并不容易。更多案件中，父母声称婴儿的死亡是疾病或意外导致：
泗川，2016年6月，婴儿出生一个多月后死于火灾。
仁川，2016年，一名女婴出生第二天后病死，尸体埋在花园内。
7月18日，保健福祉部公布了全面调查的初步结果：2015年至2022年，2000多名“幽灵婴儿”中，有1025人存活，814人下落不明，249人死亡，被证实杀婴的有9起。这一群体的死亡率达到12%，是韩国已登记婴儿死亡率的50倍。
活着的孩子，其生存环境也颇为恶劣。忠清南道的一名未登记儿童，已经一岁多了，政府人员登门找到他时，正好目睹了他的继父在家暴他母亲。
追查弃婴、死婴的过程是压抑的。一位韩国市民表示，在全面调查的那几个星期，他“不忍心看新闻”。
另一件被查明的杀婴案发生在巨济市。一开始，父母声称孩子病死，因为支付不起火葬费，将尸体埋在高贤洞山。倾盆大雨中，80多名调查员在山中挖掘了两天。父母终于承认，婴儿被他们勒死后丢进了古贤川。搜寻人员又身穿荧光绿防水服和橙色胶鞋，沿着河岸搜寻，但因为抛尸已过去一年多，最终一无所获。
跟踪了整个过程的《中央日报》记者在手记中写道，这次调查让她感到痛苦，“那些未见天日的孩子，究竟犯了什么罪？”
杯水车薪的福利
事实上，韩国一直存在杀婴现象。根据警察厅数据，2012年至2021年，共有86人因涉嫌杀婴被捕，其中女性78人。
2023年7月6日，韩国金浦，警察展开搜索。一名女性在婴儿病死后未向政府申报，将尸骨埋在其住宅旁。（@视觉中国 图）
今年5月，朝鲜大学法医学教授金永信研究了最近20起弃婴、杀婴案件，认为父母杀死孩子的主要动机是隐瞒生育和经济困难。
韩国社会对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的容忍度较低。截至2020年，非婚生子女占韩国人口的比例仅为2.5%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，该组织平均水平高于40%。
经济拮据是导致杀婴的第二个重要因素。延世大学医学院教授白承旭的一篇论文分析，失业率增加会使下两个季度的杀婴率提高。韩国以育儿成本高闻名，中国智库育娲人口研究所的报告指出，在韩国，将小孩培养至成年的成本是人均GDP的7.8倍，排名世界第一。《朝鲜日报》在转载该报告时补充，最主要的育儿支出是课外辅导，平均每个韩国小孩每月会花费524000韩元（约2940元人民币）。
审讯中，A女士称，她感到无力抚养小孩，内心焦虑。A女士家最小的孩子目前8岁，上小学的500万韩元至今没有支付。
但是，小孩出生后不向政府登记，在经济上并非理性行为。韩国有生育补助，每个婴儿出生时会奖励家庭一笔礼金，部分地区高达200万韩元。政府还会赠送婴儿用品，给予家庭电费折扣。补助会持续数年，一岁以下儿童每个月得到70万韩元，两岁以下每月35万韩元，小学学龄前仍有每月20万韩元。A女士并非不懂得利用政府补贴，她在住院时使用了保健福祉部提供的怀孕和分娩补助券，价值100万韩元。不尝试领取生育补贴，也许是因为在A女士看来，相比孩子未来的花销，这些钱是杯水车 薪。
堕胎在韩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2021年前，除法律列出的特殊情形，堕胎被禁止，但实践中，政府并不严格执法。2017年，韩国有5万例堕胎，其中94%违法，但只有80人被处罚。然而，法律的禁止增加了妇女堕胎的成本，她们需要私下联络医生，偷偷安排手术，支付高昂费用。2017年，A女士进行过一次堕胎手术，花费了250万韩元。随后两年，她选择生下并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。
在整个案件中，A女士丈夫的角色是模糊的。尽管A女士称，两次生产都隐瞒了丈夫，且他对家务不感兴趣，没有整理过冰箱，起初警方还是将夫妻俩一并拘留。复原手机数据后，警方发现，整个2018年，两人没有谈到“怀孕”或“生育”，2019年，丈夫要求A女士“堕胎”并转了一笔钱，A女士称她已经做了手术。因证据不足，A女士的丈夫被释放。
在没有更多细节披露的情况下，外界很难了解这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状况。为何A女士选择向丈夫和孩子隐瞒自己的生产，为何家人对瘦小的A女士怀孕毫无察觉，为何A女士在杀婴后不遗弃尸体，而是藏在冰箱中，家人又从未发现？很多谜团仍然无法解释。
但综合已披露的报道，“幽灵婴儿”背后的弃婴、杀婴现象，与政府对隐匿人口的忽视，社会对非婚生育、堕胎的低容忍度，高昂的育儿成本，病态的家庭关系，以及部分母亲压抑的精神状态都有关联。
这些因素堆叠在一起，最后在最脆弱的环节断裂。“啪嗒”，就像婴儿的脖颈被扭断的声音。
母亲和婴儿的利益冲突
一系列弃婴、杀婴案震惊韩国朝野，国会于7月18日紧急通过了修正案，加大惩罚力度：弃婴的最高刑期从2年提高到10年，杀婴的最高刑期从10年提高到死刑。
2023年7月7日，韩国水原，一位母亲被警察移送检察机关。她涉嫌在4年前杀害婴儿，将尸体遗弃在河里。这是水原“冰柜藏婴案”后又一起杀婴案件。（@视觉中国 图）
这是韩国1953年颁布《刑法》以来，第一次修改相关条款。按照先前的法律，与适用范围更广的遗弃亲属罪、故意杀人罪相比，针对婴儿的犯罪，如果犯人是直系亲属，且动机“情有可原”，可以减轻处罚。因为惩罚力度过轻，韩国民间将该法条称为“棉棒刑”。中央日报社记者林章赫评论，过去的规定并未平等对待婴儿的生命权，而是将婴儿看作“胚胎与人类之间的过渡动物”。
同时，韩国还出台了《出生通知法》，要求医院在规定天数内将新生儿信息同步给政府，不再由婴儿直系亲属自行登记。
然而，与《出生通知法》一同递审的“匿名登记制度”并未通过。该制度允许医院在同步婴儿信息时，隐去亲属身份信息。反对者认为，匿名登记剥夺了儿童对父母的知情权，且会鼓励弃婴。支持者则强调，在社会仍存在对非婚生育的歧视时，强制产妇实名登记，反而会导致一部分人选择院外分娩，给母婴带来更大风险。
围绕这一制度的争论，表明在特定状况下，母亲和婴儿的权益存在冲突。应该优先保护哪一方？法国和德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，允许产妇匿名生育，其个人信息被封存，小孩达到一定年龄后，可以向政府申请解封，相关机构再做判断。
“幽灵婴儿”也重启了韩国社会对婴儿箱的争论。2009年，首尔新林洞教堂在门口安装了韩国第一个婴儿箱，用于收容弃婴。箱内有绵软的垫子和保暖设备，被打开30秒后会警铃大作，提醒教堂员工将孩子抱入室内。
婴儿箱在法律中是一个灰色地带，理论上，如果员工撞见遗弃婴儿的父母，可以将他们扭送警局。但实践中，教会员工会和父母沟通，了解他们的困难，并提供短期婴儿寄宿。过去7年，教堂收到了1418名弃婴，其中30%回到原生家庭，其余被政府机构收养。批评者认为，婴儿箱助长弃婴风气。负责人则辩称，婴儿箱“至少好过垃圾桶”。《京乡新闻》则指出，这一机制的效果是存疑的，因为当父母选择向教会求助时，他们已经处于相对理智的状态，但杀婴、弃婴大多是激情犯罪。
6月28日，看守所内，A女士写了一封公开信。她称，每天都想着死去的婴儿，只是因为三个活着的小孩还需要照顾，想等他们都从小学毕业，再自首。她写道：“因生活困难和产后抑郁，来到我身边的两个孩子度过了短暂的一生。”
出生一天即被杀死的孩子，会对亲人抱有何种情感？人们永远无法知道。
京畿道的一家咖啡馆里，《中央日报》记者和19岁的全宇珠坐着聊天，他穿着宽大的米色T恤，戴着银色吊坠，看上去像是一名普通的都市青年。
全宇珠曾是一名“幽灵婴儿”。13岁时，他才偶然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和自己身份的特殊，也明白了为何不用上学，也不能实名注册YouTube账号。在其他亲人的介入下，全宇珠被纳入户籍，他的母亲则因忽视儿童罪被判入狱。审讯当天，全宇珠站在证人席上，向法官请求，将母亲判得久一些。
回忆童年，他描绘了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图景：每天吵架的祖母和母亲，时常响起的器具破碎的声音；不爱出门的母亲，偷偷藏起门外的鞋子和雨具，让他和妹妹困在屋内；永远缺位、角色模糊的父亲。
“对当时的我而言，家就是全部的世界，”全宇珠平静地叙述，“但它也充满危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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